一、引  言
　　基督教作为一个外来宗教，真正在中国这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度上落地生根应该算是从明清开始。基督教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传入中国时已经是一个十分成熟的宗教。她有固定的信经、信条和相当成熟的教义教规，从而能轻而易举地辨别异端并维护信仰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同时，当她进入另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时，便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也自然地表现出与文化冲突的色彩。文化是什么?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通过民族形式的发展，形成民族的传统。
　　在中国教会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即，不少基督徒因对耶稣基督的顺服和忠诚而从文化中隐退，或对固有的文化进行反击，成为一个新的族类。因为，一方面，在面对基督与文化的矛盾中，不少基督徒简单地从《圣经》，特别是耶稣的教导中获得片面的支持。常常被批评的有以下三点：首先，耶稣要求门徒从物质欲求中隐退，劝人不要忧虑饮食和衣装，要把财宝积蓄在天上，追求天国的福份；劝人不要惧怕加害他们生命的人，拒绝世上的权势，只顺服上帝而不顺服人。按照李查德·尼布尔的说法，“基督徒的此种态度确是使人困惑”。其次，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似乎要求人当依靠上帝的恩典，而不鼓励人为的成就，否定人类社会所做的一切努力。克理索有句名言：“假如罗马人只服从信靠上帝的命令，到底能有今日罗马吗?他们岂不也像犹太人一样一无所成，最后连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土的立锥之地也没有?岂不也像基督徒那样，身为罪犯而被捕殆尽吗?”第三，是基督的排他性，耶稣说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太10∶34—38)。《约翰壹书》也强调：“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常存”(约壹2∶15—17)。其他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等。本文试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

　　二、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在神学与文化中的表达   
　　 (一)信徒与非信徒的关系
　　不少中国基督徒喜欢以信与不信来划分人，将信基督的人称为属上帝的(属灵的)人，称不信基督的人称为属世的或外邦人。这样，信便成了划分人的惟一标准，信基督者是蒙恩得救的人，不信基督者就是毒蛇的族类，是敌基督的。人不在基督的恩典中，就在撒但的权势之下。所以，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不能同事，更不能结为夫妻。基督徒要找基督徒为同事，要找基督徒结婚。他们认为信上帝的罪人比不信上帝的好人在地位上要高得多。所以，纵然有不信的好人死了，上帝的恩典也与他们无份。1998年，丁光训主教就批评过那些渺视在抗洪中出现的英雄事迹的人，指出用信与不信来划分周围的人不利于福音的广传和信徒的见证。
　　信耶稣基督与否，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如果没有对基督的信就不可能有蒙上帝选召出来的人，也就不可能有基督教会的存在。但是，在中国，人蒙召成为基督徒，在他兴奋一阵之后，他会发现原来他只是属于极为少数的一群。《圣经》的教导和教会的传统与社会文化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基督徒常常被教导说，只有割断与世俗的关系，战战兢兢地过好每一天的生活，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基督为敌。许多基督徒也这样理解，如果在基督以外还存在救恩，那他就不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既然成为基督徒，就当对耶稣基督和教会效忠。没有信耶稣的人(包括好人)就只能活在罪恶之中，享受罪中之乐，远远比不上那些自称为蒙恩的罪人的基督徒。
　　以上所提的现象在教会中普遍存在着。
　　作为救世主的使者——基督徒便满有优越感地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在什么人中作什么人，为的是要救那些人”。可以说，这种优越感既是上帝给基督徒的信心和恩典，又是基督徒自己“属灵的骄傲”。不难看出，中国基督徒所持守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信念，与基督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弱小的、有待壮大的团体有关，因为一个弱小的团体若不标新立异强调自己的特点，它便将会被淹没在世俗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之中。同时也可以看到，基督徒这种属灵的骄傲也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福音时鄙视中国文化有关。再就是，持守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观念，也与中国社会的三教九流分门别类的传统有关。
　　信的问题对基督徒来说十分重要，但若以信上帝与否来划分义人和不义的人，那就容易造成教会与社会的对立。因为信与不信在信仰上的差别是信什么与不信什么，但这不能简单地在行为上以信与否来划分义人和不义的人，因为“魔鬼也信，只是害怕。”有学者建议说：为了使基督教在中国生根，从现在开始，就应当加强宣传‘爱’的教义，‘信’可以不必作为第一前提。爱可以融会所有的人文主义者，信只限于基督徒。认为只有信才可以享受上帝所赐的恩典，未信便一切都要落空，这可能就是形成今日教会是教会，社会是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丁光训主教在《树立正确的圣经观》一文中提出，“我们在中国不妨淡化‘因信称义’，这样有利于人们认识理解基督。现在不是马丁·路德时代，面对广大中国人民，如果有人认为我说‘淡化’很危险，我也愿意听，我们共同思考……”。丁主教认为，上帝是宇宙的上帝，创造的上帝，上帝的创造、救赎和圣化密不可分，而爱是这一切的源泉，是揭开全部存在的钥匙。这是圣经观的问题。丁主教说：“原先，我们把信与不信的对立视为基督教向人类提出的惟一问题，后来转而认识到上帝在宇宙和历史中创造、救赎、圣化工作的一致性。”是的，因着圣灵的光照，我们对《圣经》不断深入地认识和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圣经观的调整和改变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便可以满有信心地说，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时代亮光，引导人们回归上帝。我们中国教会现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相当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确立正确的圣经观。   
　　 (二)在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信仰与现实生活存在的关系
　　“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教导和实践有较为悠久的历史和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有相当部分的信徒还持守着这种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教会与社会的关系有新的发展。中国基督教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成长，既为中国现代化默默无闻地工作，同时也享受着现代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
　　教会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教会不宜参与经济活动。耶稣曾告诫门徒说，“你们不能既事奉上帝又事奉玛门。”教会若参与经济活动则是不务正业，势必会卷入经济纠纷之中。事实证明，教会远离经济活动是明智的，也是正确的。有的教会在卷入经济活动以后，给教会的福音和牧养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有的教会赚了钱，信徒奉献就减少，教会的实际收入没有增加，而且因为参与经济活动，教会同工便疏于对教会事工的参与，甚至有的在钱的问题上跌倒。有的教会因经商亏了本，导致教会财产损失，甚至连教堂也被法院查封。教会在经济活动中容易失去自己的身份和应有的见证，其损失不可估量。事实说明，虽然在地上，教会也是一个社会团体，需要获得经济上的支持，但是她不是一般的社团，她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她的需要就是弟兄姊妹的爱心奉献。因此，就有一位教会领袖向政府官员申辩说：“不错，教会需要钱，但请政府放心，教会有的也就是钱，只不过我们的钱都放在信徒口袋里，只要信徒高兴，教会就不愁没有钱。”
　　教会拒绝参与经济活动并非意味着教会拒绝参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反地，教会鼓励信徒积极参加经济活动，要他们努力地赚钱也努力地奉献。因为工作(赚钱)是基督徒活在世上的本份，《圣经》鼓励信徒努力工作，自己有余还可以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然而基督徒在参与经济活动中碰到许多试探和难题，例如，不公平的竞争，拿回扣，偷税漏税，贪污受贿，造假贩假。《圣经》教导说，“鬼诈的砝码为耶和华所恨恶”，可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前，基督徒常常要在这复杂的社会和商业文化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且令人欣慰的是，绝大多数基督徒在富裕起来以后更加爱主，更加热心参与教会的事奉，这与社会上许多人因为富裕起来以后就在道德上堕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基督教伦理和基督徒的良好品德为中国的现代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基督教信仰对民间宗教的抗争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但是在民间却盛行多神的崇拜。民间宗教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过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在黎民百姓中。纪念祖先和敬拜鬼神是民间宗教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有些地方的封建迷信活动又死灰复燃，大兴土木建造宗祠庙堂，有些地方敬拜鬼神的活动不单在那些固定场所中进行，连街头巷尾、殿堂内外也随处可见。封建迷信活动被披上传统文化的漂亮外衣登堂入室。可以说，这正是《圣经》所指责又被基督教会所禁止的偶像崇拜。绝大多数教会都反对基督徒参与偶像崇拜和有关的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教会与社会脱离。也由于民间的宗教活动往往具有社会活动的涵义，基督徒的不参与常常被指责为逃避应有的社会责任，使教会与社会存在一定的张力。可以说，现阶段教会面临的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无神论的意识形态，而是来自地方的封建迷信势力。在有些地方，当地居民不允许教会建教堂，即使是迫于政府的压力允许教会建教堂，但也不允许挂十字架，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的神最大，教堂一建，他们原来所敬拜的鬼神就不敢来接受他们的敬拜。基督徒不崇拜偶像鬼神常常导致当地居民对他们反感和歧视，例如，有人成为基督徒后，就会被认为是不肖子孙，使他不得不放弃在家族中的利益和地位。但是可以说，因着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实施，这种歧视基督徒的现象正逐渐减少，同时基督徒以积极的态度表明自己的立场。例如，一方面基督徒抵制有关迷信活动的经费摊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出钱出力，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在远离偶像崇拜的同时，教会努力树立能够表达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模式，例如在春节等重大节日时，基督徒对传统习俗加以圣化，以表达基督徒的信仰；例如，张贴有宗教色彩的对联，利用节假日开展福音布道和培灵奋兴活动，和将基督教信仰融人于婚丧喜庆中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尝试。由于教会处处表现出爱心、圣洁、廉洁、节约等美德，使基督徒的信仰表达逐步获得社会的认同和赞许，使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基督教的文明，特别是年轻人和其他较为开明的人士。   
　　 (四)普世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
　　基督教传入中国是借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带有浓厚的殖民文化色彩。因此，中国基督徒得到的信息似乎是，只要做天上的国民就够了，或者要学习和向往的是西方的国度和生活方式。所以，难怪乎国人评价这种现象时说：“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基督徒被当作是二等的洋人或洋奴，基督教被当成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教会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每当中外关系紧张的时候，基督徒就要承受相当的压力，甚至成为替罪羊。
　　在历史上，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操和民族精神，因为在这方面同样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但是，基督教所教导的国家观念与中国人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间存在着紧张的关系。一般来说，基督徒所理解的国家和民族比中国人所理解的要更为广阔，同时基督徒所关心的不单是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同时也会关心到普天之下的各国各族，因为全地都属于耶和华，基督徒有一位共同的天父上帝，基督徒不分国族，不分肤色，在耶稣基督里就同为弟兄姊妹，是家里的人。当不同地方的基督徒走到一起时候，彼此间会感到非常亲切，但这是其他中国人所不容易理解的。然而，在国与家，国与教的关系上，基督徒需要有进一步的认识。
　　今天，中国基督教主张爱国爱教、荣神益人，这不仅是时代的要求，更是基督徒信仰中一个内在的重要部分，有着丰富的圣经依据。在广东协和神学院首次升国旗仪式的讲话中，我讲出我对爱国的理解：“我爱我的祖国，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声，因为每个人都降生在特定的国度，如同每个人都是父母生养一样。对以色列人来说，有两样是不能忘怀的，那就是上帝和祖国。纵然在国破家亡时，先知但以理仍每日三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在我中华民族，有苏武牧羊永不变节，有岳飞精忠报国至死不渝，有文天祥罔顾生死热爱祖国，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炎黄子孙。
　　全球化、一体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强国、大国欺负弱小国家的现象将会继续存在，中国基督教能够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当在处理好普世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前提下，积极建立和发展与海外基督教的友好关系，这既有利于加深主内团契，合乎基督教普世性合一的精神，又有利于加深不同国家间人民的理解，消除误解和仇杀，维护世界和平，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中国基督教可以去努力做好的使命。   
　　(五)今生与来世
　　基督徒接受《圣经》和教会的教导是：既关心现世的人生，凭感恩的心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又要羡慕那永恒的、不会朽坏的家园。人的一生非常有限，所以当数算在世的日子，得着智慧的心。有限的生命将会过去，但对于基督徒而言，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生命的改变和新生命的开始。因此，基督徒可以带着喜笑面对死亡，在他们困难的时候，更会对那永恒的福乐有强烈的盼望。这就是基督徒的末世论思想。
　　无论从《圣经》的教导和启示，还是从逻辑上的推理而言，世界末日是必定要来临的命题。有许多人问，自从耶稣讲“上帝的国近了”到现在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还不见末日来临，是不是世界末日还需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肯定的答案是：人类历史又走过了几千年，世界的末日就会更近了。然而，在中国，基督徒对世界末日的盼望，却因复杂的历史原因受到了质疑和攻击。在解放前后，因为某些西方差会传教士固有的反共立场，借着宣讲世界末日的信息来诋毁、影射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尤其是在现今的中国，全国上下正在搞经济建设，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如果基督徒继续宣讲世界末日，似乎是对人们现在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否定，那将会被认为是消极和使人困扰的。
　　事实上，基督徒对末日的盼望是因为基督能使人类泰然地面对未来，也使世人的希望朝向另一个高尚的世界。现今，面对人们生存的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的情况，基督教的末世观可以给人以警惕：世界不可能没有限度地承受人类对她(大地)的掠夺和破坏；人类如果没有对自己的愚蠢行为进行反省并加以制止，将会很快地遭受到来自大自然的惩罚。世界上连年的旱涝灾害，无不与掠夺、破坏土地资源引起严重的生态失衡有关。如果人不再省悟，不再爱护、珍惜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世界末日”将会来临。所以我想，如果能够撇弃政治上的观点和理由，平心静气地从以神学和其他学科的方法去关注人类的未来，那么末世论的积极意义也就会很自然体现出来。

　　三、结语
　　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在历史和现状中的各种表现：有矛盾，有统一，有适应，有不适应；这纵然与基督教自身的教义和成长的历史有关，但是，同样重要的也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处境中。事实说明，有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失去自我，重蹈当年景教之覆辙。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和统一，充分表现了基督徒信仰的虔诚和执着，在政权逼迫教会的时候，为了对基督的效忠，不少基督徒言行一致，情愿失去家庭、财富以及社会的保障，忍受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为中国教会的复兴留下余种。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表现出的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一方面见证基督徒的信仰；另一方面却为中国文化的重建注入新的血液。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发现，基督教精神有助于中国迈向现代化，所以他们希望用基督教文化丰富和影响中国。我想，这正是基督教与社会文化矛盾和统一的正面意义。
　　在双方的肯定矛盾的在中国的正面意义时，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忘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事实和教导，进入到我们所生活的特定社会文化中，去体谅同胞的痛苦与欢乐，邀请、陪伴他们一起经历他们在基督里的死亡和重生。这样，基督徒的精神才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本文选自《金陵神学志》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