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中国化走过曲折的路，至今未能摘掉“洋教”的帽子。它面临的难点主要有3个。首先，在政治层面上，基督教与中西关系相纠结。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一度成为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当然也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本着宗教救世的宗旨，为中国人做了许多好亊。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因其与西方现代化相联系而在中国青年人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正面化，历史的记忆逐渐淡去。但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又与恶意渗透相交织。确有一批敌对势力在利用基督教，企图使中国基督教化，进而改变中国独立发展的道路，把中国纳入西方的政治格局。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艾克曼写的《耶稣在北京》一书，就明确叫嚣要用“基督教羔羊”征服“中国龙”。多年来政界忧虑，基督教实行扩张性传教（以扩大地盘为第一要务），教徒增长速度过快，而它又是未能很好中国化的基督教，对中国形成冲击，因此提出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的渗透。但论说的时候多，有效的对策少。在政治层面，基督教如何加强国家认同，处理好爱国与爱教的关系，消除灰色地带，摆脱外国势力的利用控制，同时又能使基督教成为中国对外平等交往、加强中西人民友谊的渠道，尚未真正解决。

　　其次，在文化层面上，本来基督教与中国固有信仰传统的差距就较大，再加上基督一神教的独尊自大，中国基督教的保守落后，神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与中国化面临很大困难，其难度远远超出佛教的中国化。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宗教、多神灵的国家，它的宗教文化传统是多元通和模式，较少排它性，较多包容性。外来宗教要中国化，一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做到爱国守法、庄严国土，二是要与中华仁和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神学理论，这一条是根本长久之道。佛教进入后，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即禅宗，并成为主流教派，佛教从此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一神教要接受儒、道文化的贵和精神比佛教困难，必须突破原教旨主义（即基要主义）的束缚，不垄断真理，学会尊重信仰的他者，做其他宗教的好邻居，这是中国基督教的责任。老一辈神学家赵紫宸、吴耀宗、丁光训等人在神学建设上的成就证明，基督教神学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是能够做到的，但它要求中国基督教界对中华文化有深度的了解。

　　再次，中国基督教界中青年神学家队伍成长不理想，接不上老一辈的班，更难以发扬光大。从基督教中国化的要求来说，人才的开放与高素质是根基，神学的更新与推进是关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段琦研究员通过调研了解到，中国基督教界主流是保守的福音派，没有自己的、能开创的神学家，跟不上国际基督教前进的步伐。上世纪中叶“梵二会议”以后，天主教提出宗教对话，自由主义神学家孔汉思推动全球普遍伦理建设。基督教也出现像保罗·尼特那样开放的神学家，对基督教“耶稣以外无拯救”的教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主张各教和谐相处，互相对话和学习。中国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在神学更新上落后了，比较封闭。教界一定要开放，多与学界沟通，与儒学、道学沟通。中国历史上有教界与学界良性互动的传统。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儒家名士与佛教高僧大德皆有密切交往。全真道与儒臣相得而益彰，许多全真道碑文都是教外学者或儒臣撰写的。中国基督教如果一直处于封闭状态中，新一代优秀人才是难以成长的。

　　以下是我的几点建议：1、进一步总结老一辈神学家的理论成果。对一些尚健在的老神学家，如丁光训、陈泽民、汪维藩，应作抢救式研究，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一生有丰富积累，要抓紧整理他们的资料，做口述史，还可考虑为他们配备青年助手。他们是难得和珍贵的思想家，教界新的一代目前还找不到这种水平的人。2、总结基层教会的先进经验，上升为理论。有学者在做太原、石家庄天主教调查研究时，发现基层教会早已在宗教生活中把天主教传统与中华信仰传统相结合，如祭天祭祖、婚丧节庆，都具有了中国特色，还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如快板、三字经、顺口溜来宣讲教义，内容多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忠孝、诚信等。据说这种现象在天主教教区所在地都有。我想，在基督教基层教会也会发现信众创造的有益经验。我们对于宗教界人士和信众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积极性要有充分估计。教界上层要与下层相结合，中国化的过程就会加速。3、加强教界与学界的互动，在神学院多开设学术文化课，多读一些中华文化经典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除请学者讲座，还可请海外自由派神学家及佛、道、伊各宗教人士讲座或对话。中国的基督徒同时又是中国人，有责任和义务熟悉本国的文化典籍，把中国精神融入到神学中去。这不仅是中国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宗教和睦的需要，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真正能扎下根来、健康发展、被中国社会普遍认可的需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原载2012年04月17日《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