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罗5:3-5
 
 
 
 
 
 
精彩的论坛 成功的交流
2012-11-27  |  阅读:   |  来源:基督教全国两会 办公室
 

“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总结报告

  经过半年的筹划和准备,2011年9月27日,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五月花”宾馆成功举办。这是中美基督教界首次联合举办的教会领袖论坛,以“会期时间短、参会者层次高、信息含量大、双方交流畅通、会后反响好”为特点,较好地展示了新一代中国基督教中青年领袖的精神风貌,宣传了自己,了解了对方,赢得了友谊,广交了朋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一、论坛的筹划

  为了向美国人民介绍蓬勃发展的中国教会,2010年,中国基督教两会计划在美国再次举办圣经事工展。为了进一步推进中美基督教会、中美基督教领袖间的相互了解,分享各自领域内的事工经验,进一步探讨社会服务项目的开展与合作,国家宗教局建议中国基督教两会藉此时机深入开展与美国教会领袖间的高层对话。
  2011年初,经过全盘考虑,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与中国基督教两会正式邀请葛培理布道会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在美举办“中国基督教领袖论坛”。三方在北京反复地就论坛形式和内容进行磋商,最终确定论坛的举办目的为:“推进中美基督教会、中美基督教领袖间的相互了解;增进美国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理解,消除美国教会和媒体对中国教会的误解;展望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并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民间外交。”会议的主题为“今日中美基督教会”,包括主旨发言:“中美基督教会的历史和发展”、“教会在当今中美社会的作用和角色”、“政教关系”,以及分议题“教会发展”、“教会牧养事工”、“神学教育与义工培训”、“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

  二、论坛的回顾

  9月27日上午9点,“五月花”宾馆内宾客云集,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马宇虹女士、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副秘书长郭伟女士;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金蔚女士、沈学斌牧师、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吕德志牧师、高英牧师、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牧师;北京大学张志刚教授、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和美国参议员Johnny Iskson先生、全美福音派协会主席Leith Anderson博士、世界卫理公会协进会秘书长George H. Freeman博士、世界福音派联盟总干事Geoff Tunnicliffe博士等中美政界、基督教界、学界的60多位代表齐聚一堂,一同参加“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
  国家宗教局王作安局长亲临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就美方所关心的中国基督教徒人数、“家庭教会”、“三自”、基督教的社会作用等问题坦诚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基督徒人数持续增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经过入户调查统计中国基督徒的人数为2305万,是目前唯一比较可信的统计数据。国外舆论人为地将中国教会分裂为“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两个对立的阵营,是伤害中国教会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宗教社会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都必须依法进行登记。未登记是暂时现象,最终会得到妥善解决。 “三自”不是一个教会,“自治、自养、自传”是中国自主办教的原则,“三自”原则加速了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进程,加速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纳。将“中国教会”称作“三自教会”,是突出“政治性”的误解。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各宗教和睦相处,在社会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和平等地位,因此中国不会成为基督教或某一个宗教的国家。许多人士为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中国基督教仍需大家的关心、呵护。王局长的讲话,赢得了美方与会人员的热烈掌声。
  开幕式在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高峰牧师的祷告后开始。葛培理布道会亚洲事务部主任、葛培理牧师特别代表亨利·贺理牧师(Henry Holley)代表美方致辞。他认为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体制,但中美双方宪法都对宗教自由有所规定,都要受法律保护,布道会绝对尊重中国的法律。开幕式上,美方还播放了葛培理布道会总裁葛福临牧师和众议员Thomas Price的录像致辞,一致肯定此次论坛的重要意义。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就“中国基督教会的历史和发展”做主旨发言。他指出“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徒自己的历史选择,是在中国建设、发展教会的必然道路,也是教会在中国传扬福音的前提和基础。正是由于“三自”原则的推行,使中国人不再把基督教看作洋教,为广传福音扫除障碍。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教会形成了“信徒热爱圣经”、“努力中国化”、“重视为基督作见证、爱传福音”的特征。虽然中美两国教会传福音的方式不完全相同,但蒙了神的赐福,在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中国社会里,教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作为普世教会的一员,中国教会愿意在相互尊重、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建立、发展与普世教会的团契友谊,相互分享、相互学习,共同在基督里成长!
  著名神学家、葛培理特别事务助理John Aker博士梳理了美国教会从主流教派主导到福音教派主导的历史,直至今天,主流教会仍在不断衰落,福音教派还有很大增长,甚至有80%的信徒认为自己属于福音派。美国教会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教会不合一;不能吸引年轻人;教徒流失严重等等。
  全美福音派协会主席Leith Anderson博士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吕德志牧师就“教会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先后发表了演讲。据Leith Anderson博士介绍,美国现有教会40多万个,但3000人以上的大教会少之又少,多数是中小型教会,其中不足50人的教会有10万个。这些地方性教会对人们的影响很大,通过团契影响信徒的信仰和个人生活,使人们树立了服务他人的意识、积极开展慈善活动。
  吕德志牧师将中国基督教会归结为社会转型期的四种积极力量:一、努力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力量,倡导基督徒实践诚实守信、爱人如己的传统美德,及时弥补社会的道德失衡和伦理缺位。二、努力成为参与社会服务的积极力量,参与环保,积极开展助残养老、赈灾济贫等慈善活动。三、努力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力量,带领企业家信徒、知识分子信徒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等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共同促进社会发展,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四、成为促进民间外交的积极力量。
  关于政教关系,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认为,研究中国的政教关系首先要切合中国国情,即政教关系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坚持无神论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信教者为大多数,诸种宗教信仰都无法主导社会生活。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逐渐趋于开放和积极,要求“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基督教有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参议员Johnny Iskson先生也介绍了美国的政教关系。虽然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没有国教。1776年的《独立宣言》规定政教分离,政府不能干预个人的宗教自由表达权利。政府与宗教、宗教与宗教之间要互相独立、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政府从政务上为宗教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便利。
  此外,与会者还就“教会发展”、“教会牧养”、“神学教育与义工培训”、“教会发展与社会服务”等中美基督教领袖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发言与回应,双方交流坦诚、讨论热烈。
  在“教会发展”的议题中,第二浸礼会教会主任牧师H.Edwin Young博士介绍了门徒栽培的模式如何促进美国福音派的快速发展。《天风》主编单渭祥牧师论述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给中国教会带来的影响。在新形势下,中国教会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促进教会与社会共同发展。
  在“教会牧养事工”的议题中,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顾约瑟同与会者分享了他的牧养经验。即牧者要和信徒建立家人一样的美好关系;要重视基础信仰培训与全教会的祷告;要开展处境化牧养的特色事工。湖滨小径教会主任牧师、前三一国际大学校长Gregory Waybright博士的牧养经验是建立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社区;坚持进行大教会的统一礼拜和小组内的生命关怀;进行门徒培训的运作模式等等。
  在“神学教育与义工培训”的议题中,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院长Philip Roberts博士认为神学教育要重视学生的灵命成长和教师的学术质量。金陵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牧师介绍了发展中的中国神学教育,着重介绍了金陵神学院的基本情况,涉及到董事会制、教师聘请、教材编写、图书馆建设、学制、神学生的灵性培养和教牧领袖培训等多个方面。
  在“教会发展与义工培训”的议题中,张克运牧师就中国教会社会服务事工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介绍。在中国,社会服务事工是实践正义的手段,而非福音传播的工具。目前,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对群众需要的深入了解,社会服务功能未能有效施展。缺少对已开展的社会服务的成果评估,未能总结社会服务在资金、设备以及技术方面的种种问题。因此,中国教会需要将社会服务体制化、制度化;进行资源共享和信息交流;多层次推进重点项目和优势项目,坚持长期和短期效果的平衡。前救世军全球大将、前联合卫理公会埃斯波利学院院长Paul A.Rader博士介绍了救世军的职能和服务理念。他指出,虽然美国教会社会服务工作十分成熟,但仍然需要改进,如提倡教会、教会组织联合开展社会服务;教会之间资源共享,避免资源浪费;在一些教会和教会组织已经很成熟的服务领域,避免其他教会的重复投入。
  通过交流和分享我们发现,中美基督教领袖在教会牧养等方面有许多共同的经验和见解;在社会服务和神学教育领域有一些可以相互借鉴和共同开展的事工;在政教关系、教会角色与教会历史等领域则需要双方更多的倾听,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对中国教会来讲,如果要在普世教会中更好地塑造自己的形象,还需要提升神学教育水平、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而非仅凭教堂的数量和信徒人数的增长。

  三、论坛的成果与意义

  虽然是次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会期只有一天,但论坛信息量很大,它成为一个展示中国教会自我、增进彼此之间了解、稳固和建立友谊、消减业已存在的误解的良好载体。可谓,成果显明于今朝,意义必产生于长远!

  1、达到了宣传自己,扩大交往、增进友谊的目标。
  中国教会对于大部分美国教会,尤其是福音派教会来说还很陌生。此次应邀前来参加论坛的25名美方正式代表,除少数中国教会的老朋友外,大多数是当今美国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福音派领袖。福音派在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这次论坛与福音派的对话,使他们由“偏听偏信”某些不实的媒体报道,到愿意倾听中国教会发展和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见证,并且表态要更全面地了解和尊重中国教会。这将有助于消减美方就中国“人权”和“宗教”问题上业已存在的误解。美方与会人员在聆听中方代表发言时态度十分认真,福音派领袖H.Edwin Young博士在会后说:“我仿佛被粘在了椅子上,一动也不想动,生怕错过每一段精彩的发言。”全球唯一的救世军大将Paul A.Rader不仅在闭幕式晚宴上动情地回忆了他的中国经历,而且在会后第一时间通过电话与其女婿、现任香港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Ray Purvis分享了“论坛”的内容,兴奋地告诉他自己结识了很多中国教会的友人。通过这次论坛,中国教会扩大了同美国教会的接触面,加深了了解,增进了友谊。

  2、展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宣传了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此次参加论坛的中方教会代表,大多是活跃在中国各地教会的中青年领袖,几乎每个人背后都代表着一方教会之群体,由于他们多数有来自基层教会的实际经验和真正感受,所以交流分享时充满了自信和睿智,良好地展示了中国教会新生代领袖的精神风貌和气质。交流时,总会听到美方人员赞叹“年轻有活力”。
  中国教会代表在各自的发言中,从不同侧面展示了近些年来中国教会在网络宣传、书籍出版、教会牧养、人才培养、神学教育以及社会服务事工等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而中国政府积极的宗教政策、对宗教界在社会和谐发展中所要承担角色和作用的希翼,是基督教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在论坛之后的交谈中,许多从未到过中国的美方人士纷纷表达想要到中国教会参观,了解中国教会,了解中国社会的愿望,这表明他们不再相信片面的谣言了。
  内事的稳健发展是外事成功的基础。“论坛”产生的影响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正是由于我们推进中国教会的自身建设,拓展了事工发展,并取得显著的成就,才使得中国基督教有了向美国全面介绍今日中国教会发展、宣传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底气。

  3、增强了我们“走出去”的自信心,是一次成功的民间外交范例。
  论坛超越了华语圈子,并且通过互动的形式而非单向输入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和主导性。通过交流我们发现,中美教会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中国教会事工的发展,美国教会的衰落使美国教会领袖越发期望听到来自中国教会的声音,期望能在教会牧养等方面分享中国教会的经验。参与交流的中方代表团成员不仅有教会领袖、宗教干部,还有高校知名学者。他们全面地、客观地向美国教会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信息。以中国教会代表为例,他们大多是牧养着5000-10000人的教会领袖,具有多年的讲台经验、一定的神学功底和外事经验,通过这些优秀的教会领袖,将中国教会的发展和生机展示给了美国教会。在同美方交流过程中,中方代表团成员讲话成熟得体、不卑不亢,语言幽默风趣,恰到好处地传达了中国教会、中国宗教的信息与原则,用鲜活的事例、丰富、相似的教会语言使美国教会领袖感受到中国教会的活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美国教会领袖和信徒面前展现了中国教会的风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邀请知名教授参与,在美国人看来更具有“客观性”,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交流和沟通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和主导性,获得了“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较大成功。

  4、为开展多形式、多渠道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积累了经验。
  宗教交流是中美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要比经贸等交往更为深刻、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要使宗教成为中美思想沟通的桥梁,并且使中美在宗教领域内缩短“认知差距”,有必要开展多渠道的交流方式。“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从筹备到正式举办,国家宗教局都发挥了主导作用,始终给予基督教全国两会充分的信任和悉心的指导。因此前后仅用半年时间,在较少人力、物力的投入下,使论坛能够高层次、高质量地完成,取得了预期效果。它为中美政界、学界、教界,尤其是同主流教会和福音教派领袖创造了沟通的机会,共同探讨中美基督教的发展,为中美双方增进理解和学习,体验中国的宗教状况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是拓宽中美文化交流的渠道的有益尝试。其成功举办,从会议组织、发言内容和媒体宣传等方面都为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会前,“论坛”的美国主办方葛培理布道会在媒体等问题的处理上十分谨慎。据会后的反馈来看,个别得到信息但没有被邀请的美国教会领袖十分渴望能够进入会场参与讨论,但被宾馆的保安阻止在门外,只好悻悻而去。即使葛培理布道会自己也对论坛如此成功却没有对外界媒体开放,使他们错失了宣传的良机而表示遗憾。正是由于这次论坛的成功,10月,贺理牧师分别前往北京和上海,迫切希望2012年再同中方合作举办第二次“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
  此次论坛由于时间较短,缺乏经验,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是通过这次论坛中国基督教会宣传了自己,扩大了同美国福音派的交往、加深了友谊;展示了中国教会的发展,宣传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和主导性,获得了公共外交的较大成功,为开展多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积累了经验。我们相信此次论坛是中美基督教会、乃至中美两国全面交流的一个完美开端,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基督教全国两会代表团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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