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丁光训主教祖籍为浙江舟山册子岛的桃夭门村，从其父辈之前就移居宁波和上海，丁光训于1915年9月20日出生于上海，今年已经97岁。

　　丁主教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按传统，他出生几个月就受洗礼。从懂事起，便常随母亲进教堂做礼拜，自幼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和教育。从小学起就接受英文教育，在圣约翰中学，英文课程更多，到了圣约翰大学，更是全程式的英文教育。在家里，外祖父是圣公会牧师，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礼拜时用英文。因此日常生活中，家里、教堂、学校，英语的氛围是相当浓厚的，这为丁主教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

　　丁主教在圣约翰大学先读土木工程，后读英国文学，再转读神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1942年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并担任干事。同年与同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同在青年会工作的郭秀梅女士结婚。1946年应邀赴加拿大任基督教学生运动干事，不久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获神学硕士学位后赴日内瓦任世界基督教联盟干事。1951年回国不久便来南京担任中国基督教最高学府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至2010年。丁主教自回国起就积极投身吴耀宗先生发起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爱国运动，并在1954年第一次“三自”爱国运动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常务委员，在1960年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在1980年第三次会议上当选为主席。自中国基督教协会成立起就被选为会长。还先后担任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爱德基金会董事长、中国宗教界和平会议副主席及主席等诸多职务，足见丁主教在神学方面的造诣和极强的社会活动能力。

　　丁光训主教曾被九所世界著名大学及神学院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更被其母校纽约协和神学院授予“协和”勋章。这正如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阎明复同志在我写的《爱无止境——我所尊敬的丁光训主教》一书的序言中写到的：丁主教“是基督教的知名人士，被公认为中国基督教的主要发言人和神学家；他是中国基督教继吴耀宗先生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长期以来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两会的主要领导人、爱德基金会董事长，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深受广大信徒的爱戴和尊重”。又说，“丁主教的神学思想最核心、最本质的属性是爱。他对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博爱’精神极为推崇。他的思想与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息息相通的；丁主教神学思想最鲜明的特点是坚持与时俱进，他非常重视基督教的处境化即中国化。强调基督教要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和文化之中，要与中国的社会制度相协调，要与中国所处的时代相适应。他和赵朴初先生堪称我国宗教界爱国爱教的典范。”这是阎明复同志对丁主教神学思想本质和对国家、对教会所作贡献的高度概括。

（二）

　　丁主教的宗教观相当理性、开放和包容。他历来主张各宗教间应互相尊重、和谐相处，他和赵朴初居士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足以证明这一点。此外还有两个生动的例子，一是我在2001年写了一篇关于巴哈伊教（又称世界大同教）的文章，当时许多人对巴哈伊并不认同，而丁主教则极力主张我把该文收入我2002年出版的《宗教工作探索》一书中，并嘱我在介绍时对它的评价要高一些，丁主教还说，我们各宗教如果都像巴哈伊教那样，可见世界要太平得多。另一例为，2005年5月6日我陪同“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秘书长威廉?温得利去丁主教家，丁主教在闲谈中向客人介绍说，你们看我会客室长条台正中央放了一尊观音像，我去普陀山时，看到观音像造型精美，佛教徒在拜菩萨时非常虔诚，我很喜欢，他们送了我一尊。我曾对金陵协和神学院的学生说，我不赞成你们信仰一个神，就把别的宗教说得一无是处，应当懂得相互尊重。一次，两位美国基督教朋友到我家来，我问一个神学院院长家里放尊观音像可以吗？两个人先是不肯回答，后来一个人勉强说，可以是可以，但是不是一定要摆在台子中央，可以往旁边放一放。你们看，我今天并未那样做，这足以说明我的信仰观。

　　丁主教对基督教的最大贡献在于：一是长期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国基督教健康发展并走向世界；二是担任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半个世纪，为中国教会培养了大批人才；三是创办和发展爱德基金会，开创了中国基督教服务社会的新途径，提供了新经验。在这过程中，影响最大、意义最为深远的也是三件事：一是用了十多年时间，提出并亲自领导了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围绕“信与不信”、“圣经观”、“宗教和谐” 等一系列专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以帮助我国基督教进一步解决神学导向、提高神职人员素质，使其更好地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二是在担任神学院院长期间，长期探索培养教会人才的途径与方法。即使到晚年，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办好神学院上。在硬件上，筹建神学院新校区，在软件上狠抓办学方针和师资队伍建设。现在全国基督教两会、省（市、自治区）两会、全国各地神学院的领导层和骨干教师，几乎都是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毕业生，可见丁主教对中国基督教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三是利用他担任上述领导职务的平台，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取得卓越成就。下面重点介绍丁主教对外交往的几个事例。

　　丁主教非常重视基督教的对外交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国际基督教并非铁板一块”，韩文藻先生说，现在看这个口号很平常，但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论断，这为中国基督教加强同海外教会的联系奠定了思想基础。1980年底，丁主教与韩文藻先生接待海外华人教会丘恩处博士、吴建增牧师时，应客人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基督教对海外关注的一些问题的基本看法和立场，丁主教把它归纳为“十四点”。丘博士把记录稿以最快的速度发往香港《基督教周报》发表，后又用英文全文在美国公布，对海外教会了解中国教会乃至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四点内容涵盖了中国基督教对外交往的方方面面，总体精神和中共中央1982年1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相吻合，甚至许多内容至今仍适用，足见丁主教的高瞻远瞩。

　　丁主教在国外访问期间也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1982年出访英国，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接见代表团，本来约定30分钟，接下去安排了另外两个节目。结果由于谈得很投缘，延长了近半个小时，害得后面的接待方都得等待。访英结束后访问内罗毕，在伦敦机场就接到电话，一下飞机肯尼亚总统毛尼马上要接见。由于时间紧迫，脸都未来得及洗，就直奔总统府。据中国大使馆介绍，如果我们大使要拜会总统，一般预约要半年以上，而丁主教一下飞机就受到总统的接见，这真是最高的礼遇。1984年丁主教应邀访问澳大利亚，澳广播电台有一个介绍丁主教的专门节目，其中有半个小时是丁主教一人在播音室，接受采访和听众提问。有一个记者挑衅地问丁主教，中国何时入侵澳大利亚？丁主教很幽默地回答，中国的中餐不是早就进入澳大利亚了吗？本来很严肃的政治问题，被丁主教智慧而巧妙地挡过去了。另一个很不友好的人大谈中国怎么迫害宗教甚至杀害基督徒，丁主教也很幽默地说：“直到今天，我的脑袋还在我的脖子上。”许多外国朋友听了都非常敬佩丁主教明确的立场和睿智的应对。

　　丁主教发起创立的爱德基金会是其对外交往最成功的典范。爱德基金会应当是接待海外人士最多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到目前为止，已与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200多个外国组织发生交往，每年能募集1亿左右人民币用于扶贫、医疗卫生、教育、救灾、帮助残疾人等各项社会服务。特别是创办爱德印刷厂，印刷《圣经》，不但满足中国教徒对《圣经》的需求，还用英、德、西班牙、法文等几十种语言印刷了上千万册《圣经》，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满足各方人士对《圣经》的需求，使《圣经》也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三）

　　我认识丁主教是从担任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时开始的。那是“文革”结束后，金陵协和神学院尚未恢复，匡亚明校长和丁主教商量，高瞻远瞩地提出先成立宗教研究所附属在南大为恢复神学院做准备，由丁主教担任所长并兼任南大副校长。后来我调到省委统战部兼任宗教局长，和丁主教的接触就更多了，在长期的接触中成了知己朋友。当我2000年从省委统战部、省宗教局领导岗位退下后，又应丁主教的要求，经中央统战部王兆国和刘延东两任部长的同意，担任联络员，负责沟通、协调党委、政府和丁主教之间的关系，接触就更加频繁了。因此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

　　在我陪同客人看望丁主教时，客人们常常会问起一个问题：“您的年事这么高，精力这么旺盛，健康长寿的秘诀是什么？”丁老总是笑答：“我不大说得出来，每次体检，指标都正常。原以为我的胃口比较好，又喜欢吃甜食，到了这个年龄，总会有些指标不正常，比如血糖会不会高，但检查下来，并不高。如果要说原因，我只能说顺其自然。”其实，据我和他的长期交往分析，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可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丁主教父母都是长寿者，特别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哥哥都活到近百岁；二是他的性格和修养。他总是那么心平气和，讲话慢条斯理，从来不发火。1997年赵朴初先生为丁主教写了孙过庭赞王右军语录：“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我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

　　2002年一天上午，我在武进大林寺参加一个活动不慎踩空一个台阶而跌了一跤。中午回南京后立即去医院拍了片子，接着就按约到丁主教家列席神学院的院务会，不久，驾驶员又赶到会场通知我立即去医院治疗（因确诊骨折）。这样，丁主教就知道我卧床在家休息。当时神学院筹建新校区和五十周年院庆筹备都在紧张地进行。为此，我只能用电话与北京相关部门和省级机关有关单位的领导联系，然后再和丁主教沟通进展情况。一天，我突然接到丁老的电话，说他马上到我家来看我，并商量有关工作。我反复与丁老说，请他不要来，有什么事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丁主教反问我：你常常来我家，为什么我就不能去你家，最后他执意由警卫员陪同到我家，两个小时左右谈完后还叮嘱我，校庆那一天你即便坐轮椅也要参加，我答应了。2005年6月我因病住进省人民医院，他又要来医院看我，由于我一再坚持，最后同意我去他家。谈完事，丁主教送我一本《丁光训文集》英文版，并签字留念，我一看最后落款是“好友丁光训”，便对丁老说：“你这样签，我有些受不了。”丁老笑着说：“这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事先没有和你商量，是我自作主张罢了。”

　　我常常列席丁主教主持的神学院院务会，我们两个人更是常常在一起谈心，一谈往往就是半天，有时我也参加神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大会 ，倾听其演讲。丁主教讲话逻辑性很强，很有系统性；他的讲话寓意深长，但又那么通俗易懂；他的讲话没有丝毫的八股味，既没有官场的开场白，也没有多余的话，往往是开门见山。不过他更喜欢从一件具体事情讲起，然后引出深刻的哲理和他的结论。当你听丁主教的讲话，总觉得是一种享受，特别是有系统的发言，你记录下来不需要调整，便是一篇好文章。他讲话喜欢用倒装的语法，比如当他约你明天和他谈事或开会时，后面会出现一句：假如你明天时间允许的话，使你听起来感到非常的亲切。

　　有不少场合，我会陪海外宗教界的客人到丁主教家拜访，或丁主教宴请海外朋友时有时也邀我参加。在这些场合，有时有翻译，有时没有翻译。在没有翻译时，自然是丁主教给我们“翻译”；即使有翻译在场，丁主教说得高兴时，他也主动给我们“翻译”。不过由于他的英语水平太好，在和客人交流时往往忘记停下来，当他发现后，常常笑着对我们说，“对不起，我忘记翻译了”。

　　在我和丁主教20多年的相处中，他对我是那么信任、那么关心，使我感慨万千。从身份上说，他是国家领导人，从没有上下级之分，不仅对我，就是对普通群众，甚至对神学院的学生都是如此；从宗教信仰层面说，他是国际知名的宗教领袖，而我是无神论者，但从我们长期的交往看，从没有教内教外之分；从年龄层次上说，他是长者，我是晚辈，不仅对我，就是对年龄更轻的年轻人，也从不倚老卖老，他唯一有的是同志与朋友。

2012-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