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面时，我从不曾想到，我们会成为朋友，因为我们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他是一位耄耋之年的基督徒，有神论者，而我是不惑之年的无神论者。但当我们第一次见面后，我却感到，我们不可能不成为朋友，因为我们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有着许多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对于彼此所信仰和追求的有着那样多的理解和认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1989年11月，在上海西藏路教会的一所宾馆里。我在那里住了一周，几乎每天都见到丁光训主教，并且都要谈一谈。谈的最多的是中国的基督教，它所面临的困境、前景及教会的建设。在以后几年的交往中，这也是我们交谈最多的话题。我感到，他对中国教会的处境很忧虑，一方面，教会自身的力量十分薄弱，教职人员老化，基层组织不健全，信徒发展快，但由于素质低，各地宗教活动中频频出现各种的问题；另一方面，一些基层宗教工作干部不懂宗教，不懂政策，侵犯宗教界权益的事时有发生。每每谈到这个话题时，他都十分激愤。后来我注意到，只要有与政府对话的机会，尤其是在一些全国性的会议上，他总是要站出来指责一些地方存在的侵犯宗教界权益的现象，维护信教公民信仰宗教的权利，其言辞之激烈，常常令我吃惊并有些担忧。

　　由于是朋友，我十分注意他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演说，我希望能够了解他的所思所想，了解他的神学倾向。因为在中国，曾经有一个时期人们认为宗教是不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容的。令我奇怪的是，在他论述其神学思想时，风格很不同于与我交谈或在重大政治场合中参政议政时的口吻。他的神学思想十分宽容。他认为，基督教是一种指导人们观看人生、投身现实的精神文化；信仰是人生的终极关怀在于寻求生命的意义；上帝的本质不是他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而是他的爱，这个爱是及于全人类的；人类社会中凡真善美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属上帝的，并不以是否是基督教的为限；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反映了上帝拯救人类的意志，因此，凡是人类进步的事业，基督徒都应积极投入。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予以了高度肯定，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是个艰难的过程，但是它排除了剥削，走向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使人类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共程度。把爱普及到大众，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是大规模的爱，有组织的爱，形成为社会制度的爱。”（“来自解放神学、德日进神学和过程神学的启发”，《金陵神学志》1985年[复总]第三期第28页）在丁主教的心目中，社会主义事业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因此，中国广大基督徒应当积极投身于这个事业。从他的神学思想可以看出，他在回应中国教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为建立中国的神学体系奠定基础的同时，孜孜不倦地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求目标和精神的一致。

　　这样，在我的心中，始终有个解不开的结：一方面，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给以高度肯定、由衷赞扬，另一方面却总是严厉地指责政府一些宗教工作干部的所作所为。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与宗教在价值观上可以相容，而在实践上却难免矛盾？是不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执政党无神论的指导思想而致宗教必然成为异己力量？是不是共产党人和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成为真诚相交、荣辱与共的朋友？而我们却是朋友。那么，我们之间友谊建立的基点是什么呢？这个结，还是他帮我解开的。

　　今年四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我在北京见到他时，他非常郑重地向我谈起南非共产党主席乔•斯洛沃今年1月25日在开浦敦大学的一篇演讲。不久，我在《宗教》杂志上看到他亲自翻译的这篇文章。题目为“社会主义和宗教在价值观上有共同点”。这篇文章中十分令我震惊却又帮我解开这个结的是这样一段话：“世界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和高尚的宗教这两个意识形态之外，找不到其他意识形态在伦理内容上能如此相近。同时，也没有其他两个意识形态被人歪曲之后对人类带来那么大的祸害。这两个意识形态都为解放事业产生了烈士，也都为压迫制度产生了打手。”由此，我不仅明白了他，也明白了我。我们之间友谊的基点并不在于信仰和观点的完全一致，更多的在于精神上的相通，在于不愿自欺也不愿欺人的求真求实的人生态度，在于对此世真善美的赞赏和追求，在于对不公正和邪恶的毫不妥协。尽管我也明白，我所追求的并不就是我所能够实践的，在这一点上，我无法与丁主教相比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都是忠实于自己的信仰并能够坦诚交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即便由于立足点不同而观点相左时，也未因此而损害我们的友谊，因为，我们能够理解对方。其实，凡真信仰者，应当是最能沟通的。因为不论何种信仰，都是对超越自我、超越功利的追求，需要的是无私、忘我、淡泊名利和日臻完善的人格。共产主义也是一种信仰，由于它是在现世能够实现的信仰，因此更需要献身和奋斗，不仅需要对自我的舍弃和超越、需要持续不懈的努力，而且需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遗憾的是，不少人以为自己所为之奋斗、所不懈追求的就是自己所信仰的，或者从开始就明白信仰的虚幻和现今的不可及性，或者干脆就没搞清楚自己所信仰的是什么而将现世的名利作为人生目的而予以全身心的追求。历史的悲剧就在这里。

　　丁主教常说，中国其他的事情办好了，唯独教会的事情没办好，这不是中国之福；他也常说，即便是向目标迈出一小步，也要为之。而我缺乏的正是这一点。我想，这一区别的原因，也许在于他比我更明白自己的历史使命，并且对奋斗的前景充满了希望。

　　丁主教曾对我说，他十分欣赏道家的学说。我也喜欢道家，但我感到，道家学说实际是极难彻底实践的学说，尤其是像他这样置身于时代的激流之中，身不由己、毫无退路，更难说什么清静无为、法乎自然了。道家学说对于他来说，永远只是欣赏的对象。他的命运已紧紧与中国教会的命运连在一起，乃至今天，当人们谈起中国教会时，不能不想到丁光训主教。中国教会前进的脚印上，已显然可见他的汗迹。这就是他的一生，为中国教会的一生。在丁光训主教八十寿辰之际，我想说的只是，为了中国的教会事业，愿他长寿。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草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