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六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团结统一、繁荣富强、生机勃勃的大国，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全国人民锐意进取，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在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取得新进步、新成就。
　　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吴耀宗先生发起和带领下，中国基督教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以下简称三自运动），从此，中国教会摆脱了外国差会控制，实现了自治、自养、自传。三自运动最重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为其侵略服务的基督教，改变成为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它改变了中国基督教“洋教”面貌，从而改变了人民群众对基督徒和基督教的观感；它使中国教会成为爱国宗教团体，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社会主义建设、对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大大提高了中国教会的国际地位，使我们赢得了许多对华友好的教会团体和朋友。
　　今天，当我们一起重温六十年来与祖国同甘共苦、艰难前行的奋斗历程，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能强盛，教会才能振兴。
　　回首往昔，豪情万丈；瞩望未来，信心满怀。让我们永远铭记既往的奋斗历程，不懈求索，奋发有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作为一个在基督教界工作了六十多年的老人，我经历了三自运动发起、发展的过程，看到中国教会从“洋教”到中国信徒自办的宗教事业这个根本变化。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抚今追昔，感慨颇多。愿记述改革开放后，基督教界在肯定过去三自运动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为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方面所做的几件大事。

　　积极建议修改1978年宪法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

　　1949年建国前夕所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权”。1954年经第一届全国人大讨论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8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四人帮”控制下修改宪法，关于宗教政策，改为第28条：“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突出“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明显地是当时极左路线的产物，是对1954年宪法的倒退。
　　吴耀宗先生自1954年起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文革”期间受到冲击。他对于“四人帮”取消宗教活动的行为非常不满，曾私下对接近他的人说：“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但没有教会，没有宗教活动，又怎能说是宗教信仰自由呢？”1975年他去全国人大开会时，曾打算就此问题找周恩来总理询问，因当时周总理已经病重，无法进行。
　　“文革”结束后，1978年3月举行全国人大第五届第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一次会议，这时我被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为准备修改1975年宪法，会前在上海有座谈会，征求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意见。那时吴先生已生病住院，他仍亲笔写了书面意见，要求修改1975年宪法有关宗教政策的条文，恢复1954年宪法的有关条文，请刘良模代为提出。委员们动身去北京前，我到医院看望他时，他还一再叮嘱我务必提出修改意见。（吴先生于1979年9月去世。）
　　在那次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中，丁光训主教和我都提出了修改宪法有关条文的意见，只是当时“左”的思潮尚未彻底清理，在那次全国人大通过修改的宪法第46条有关宗教政策的条文，仍照抄1976年宪法，丝毫未作改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1979年6月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二次会议上，邓小平主席所作的开幕词中肯定“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文革”后第一次对宗教界做出肯定的评价，给了我们很大鼓励。
　　在该次会议的小组讨论中，宗教界委员迫切要求修改1978年宪法第46条。赵朴初、丁光训、刘良模、李寿葆、阎家勒、罗冠宗以及各宗教领袖张家树等14位宗教界委员联名提出第478号提案，主要指出1978年宪法第46条的规定不能准确地、全面地体现我国的宗教自由政策，容易引起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之间的对立。实践证明，1954年宪法第88条的提法对于贯彻宗教政策，团结广大信徒起了很好的作用，建议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
　　在1980年全国政协第五届第三次会议期间，我们得悉全国人大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赵朴初、丁光训、张家树、施如璋等6位代表也联名在全国人大提出与上述内容相同的第139号提案。后来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也向宪法修改委员会递交了支持宗教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要求修改宪法有关宗教政策条文意见的信件。
　　在这次会议末期，我们听到有位知名学者提出反对修改上述条文的意见，理由是宪法既然写上了就不必修改，说“这种修改是不妥当的，甚至有害的”，“会引起新的麻烦”，“不利于国内的团结，在国际上也将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和助长外国传教势力在我国复辟的猜想”，甚至说“如果按此修改，全国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就没有自由。”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表明我们的主张，就赶在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上午，乘有些委员尚未离京前，赵朴初、丁光训、刘良模、安士伟、嘉木样、巨赞、黎遇航、马松宁、宗怀德和我等16位宗教界委员专门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进行认真讨论，由我回上海后写成“座谈纪要”，寄赵朴初、丁光训委员审阅，以后分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常委会等有关方面。其内容主要指出：（一）宗教信仰自由本身就包含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二）只提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不提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则使任何宗教活动均属非法，是为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制造法律依据。（三）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落实宗教政策阻力最大，进展最慢，因许多干部受左的思想影响极深，不修改宪法第46条，难以消除“文革”的消极后果。（四）只有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才能团结广大信教群众走爱国爱教道路，才能有效地制止海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活动。
　　1982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简称19号文件），明确指出“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是党对宗教问题的基本政策”。同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交全国人大讨论。全国人大委员长、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彭真在关于宪法修改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草案将恢复和发展1954年宪法中有关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宪法，其中第36条全文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迫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
　　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
　　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
　　这个条文的修改结果，不仅采纳了我们一再提出的修改意见，还规定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利于保护宗教的纯洁性。特别是最后加上我国宗教不受外国势力支配的条款，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基督教三自运动和其他的爱国宗教团体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肯定和支持。我们宗教界对这次修改都非常满意。这个条款一直沿用至今。

　　对“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
　　内涵的深入认识

　　拨乱反正以后，1979年基督教恢复活动，1980年中国基督教举行第三届全国会议，会上丁光训主教（在该次会议中被选为全国三自主席、全国基协会长）作了题为“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明确过去基督教在吴先生领导下“三自成就巨大”，但“三自任务未了”，今后要为“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而努力。在总结三自运动的成就的前提下，他提出中国教会不仅要实行三自，还要办好，即“治好、养好、传好”（以后常称为“三好”）。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三自）已于1954年成立，在这次会议上又成立了教务机构——中国基督教协会（以下简称全国基协），着重推进教务工作。丁主教解释:“三自组织与教务组织是平行的，各有各的侧重，两者看似一个身体上的两只手那样，是密切合作的关系。”“这两个都是爱国爱教的团体”。直至现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合称为“基督教全国两会”。在现在的章程中，它们的宗旨的共同部分是“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带领全国基督徒爱国爱教，荣神益人，引导全国基督徒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使中国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全国基协成立后，与全国三自一起在教务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如印刷圣经、开办神学院、培训义工等等，教会发展迅速，反映了全国基督徒办好教会的共同愿望。关于实行三自与办好教会的关系，1986年基督教第四届全国会议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按三自原则努力建设新中国的教会“，即中国教会的建设要按“三自”的原则进行。1992年基督教第五届全国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三自爱国运动发展到今天已进入了一个按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即自治要治好，自养要养好，自传要传好的新时期。”把“三自”的要求，落实于建设教会的具体工作中。1995年5月、7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两会负责人举办过两次爱国主义教育和三自与教会建设研讨会，就如何理解三自和教会建设的关系进行探讨。
　　1995年年底到1996年初，在基督教内部产生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否定三自原则的思潮。为了准备向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提出工作报告，1995年11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召开常委会进行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报告中只要写“办好教会”，不要提“按三自爱国原则”，认为“三自爱国运动已于1956年胜利完成”，“办好教会的原则还有很多”，“三自原则是针对海外敌对势力而言，不是办好教会的纲“， 会后还散发文章制造舆论。在1996年3月举行的报告起草会议上，也出现了尖锐的辩论。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作为当时全国三自的秘书长深感不提“按三自原则”的意见,实则降低和淡化三自原则对中国教会建设的伟大意义, 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基督教前进的方向，必须厘清。我重温吴先生发起三自运动时制订的任务和方针，以及丁主教对三自与建设教会的论述，体会教会除了其超越时代的神学意义以外，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域，事实上有不同的建设原则。三自运动的发起就标志着中国教会选择与过去不同的道路。虽然三自的基本目标在五十年代已经完成，但“三自原则”的内涵更深更广，它应该是在新中国办好中国教会的长期指导原则。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境外加大了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的力度，妄图重新控制中国教会，我们决不能认为三自的原则已经过时。
　　“三自原则”在建设中国教会的过程中具体意味着怎样的指导方针？我认真思考三自运动发起时的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一）要实现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就是割断中国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二）引导信徒爱国爱教，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三）号召各不同宗派在反帝爱国、实现三自的大前提下，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四）教会在实现自治、自养、自传的具体任务后，丁主教还号召把它发展成“三好”。1996年8月，我在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全国宗教团体领导人东北研讨会”上作了“中国基督教必须坚持三自爱国原则办好教会”的发言，针对当时一些错误思想，进一步阐述了三自原则的主要内容应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坚持爱国爱教方向；必须努力增强团结；必须做好教会事工，实行“三好”。1996年月9月，我编辑出版了《论三自和教会建设》小册子，主要选编丁主教和中国基督教历次会议有关三自原则的论述，供学习参考。
　　经过基督教内部多次的研究，特别是各地三自负责人在怀柔专门讨论了有关发言和文章，大家认为“三自”的旗帜不能丢，“三自原则”还必须坚持下去。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基督教第六届全国会议的工作报告以“同心协力建立基督的身体”为题，副标题是“按三自原则把教会办得更好”。其中一大段落题为“明确方向，办好教会”，内容就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实行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人们把它归纳为“四个必须”，是“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的内涵。
　　2000年9月基督教全国两会举行三自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会上发表了由基督教全国两会全体委员会一致通过的三自运动五十周年总结---“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文中指出“三自运动的目的是办好教会，办好中国教会必须以三自原则作指导”。这两句话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做出了明确的注脚。

　　整理编撰帝国主义利用
　　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史实
　　澄清对外国传教士的态度

　　基督教近代从欧美传入，它对中国社会曾有一定的贡献。不幸的是，基督教的传入又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分不开的，而且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上个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三自运动曾经揭露许多有关材料，有力地说明这个历史事实。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研究繁荣。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帝国主义是否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问题。有人对此不了解或不理解而有异议，这是很正常的。但有学者竟说我们是“捏造”，直接挑战三自运动发起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人的要求下，我从1998年起约请基督教界曹圣洁、沈承恩等五位对教会历史有所研究的同工共同整理并发掘有关史料12篇，汇编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书，于2003年由中国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该书就鸦片战争、不平等条约、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事件中，外国基督教传教差会及传教士的言行进行述评。由于作者们尽量援引外国差会、传教士以及所属政府官员的原话，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剖析，说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这个论断, 是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做出的历史结论，是无法否定的。
　　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为其侵略服务已成定论，而具体贯彻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是外国传教差会和传教士。如何评价传教士的活动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的传教士确有献身传教的热诚，而且有些事迹感人至深；但他们又不能脱离差会和所属政府政策的联系。许多传教士在传福音的同时，还进行其他活动，包括不同程度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自己国家的对华政策参与政治活动。吴先生在三自运动发起之初，认为大多数西方传教士“至少在他们主观的意图上，也是抱着一种纯洁的目标的。”由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美国一般文化对他们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他们的意见渗入到他们的工作，渗入到他们自以为是纯洁不偏的宗教信仰，渗入到他们同中国基督徒所发生的一切关系”，以致自觉不自觉地为帝国主义服务。这段描述是很客观的。
　　然而三自运动在五十年代揭发出的许多殖民主义侵略的事实与不少传教士的活动有关，加以当时的反帝气氛强烈，三自运动中许多人发表的文章中，在提到传教士时，往往前面都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称号，使境外有的友人受到伤害，国内许多人也难以接受。八十年代以后，基督教全国两会许多人认为，对于传教士应该按其不同情况加以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过激的做法已经有所改变。
　　2000年9月23日基督教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会上发表了“爱国爱教，同心迈向新世纪”，即三自运动五十年的总结。为了澄清三自运动对外国传教士的态度，在这篇重要的文件中，特别指出“三自爱国运动在五十年代曾经把一切外国传教士都称为‘帝国主义分子’，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根据传教士在历史事件中的作为而有所区别，凡所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公开声明。
　　2007年境外华人教会组织藉纪念第一个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200周年之机，大肆宣扬西方传教运动的功绩，并鼓吹继承传教士遗志，大规模向大陆传教。基督教全国两会于2006年11月28-30日在上海举办了“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学术研讨会，除基督教领袖外，邀请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同志、学术界代表、各神学院的历史教师共同参加，就初期对华传教运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教会的觉醒与三自爱国运动等专题进行探讨。会后出版了《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论文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论述是：(一)传教运动随西方殖民扩张来到中国，三自运动使中国基督教获得新生，需继续坚持三自原则，独立自主办教会；(二) 要从传教运动的大背景实事求是地认识传教士的作为；(三) 传教运动对我国最突出的负面影响，是以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在当前扩大对外交往，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形势下, 中国基督教更要注意使基督教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

　　神学思想建设是
　　三自爱国运动的深化

　　吴先生在三自运动发起后，曾经说明“自治”、“自养”，如果只是指教会脱离外国人的管理，经济上不依赖外国津贴，在当时已经做到或者正在做到，但“自传”却是一个长期的事业，它不只是什么人去传的问题，而更是“传什么”的问题。吴先生认为“中国基督教必须自己去发掘耶稣的福音的宝藏，摆脱西方神学的羁绊，清算逃避现实的思想，创造中国信徒自己的神学系统。”这件事只有在中国教会完全独立以后，才有可能进行，但又是不能不开展的工作。
　　基督教的信仰是不变的，为了持守和传播基督教信仰，神学思想随着时代、地域、文化的不同而向前发展，这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地区都是如此。中国的基督教从西方传来后，在教会内起主导作用的是西方保守的神学思想，对社会进步抱冷漠态度，对新中国及社会主义建设有明显不适应之处。在五十年代教会内部曾经自发地就“基督徒怎样对待世人”、”基督徒怎样对待世界”等问题中有些错误的论点进行过公开讨论，许多人针对这些论点发表了很好的神学观点。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神学群众运动”。后因形势改变，没有进行下去。改革开放以后，丁主教以及基督教内的有识之士都感到这方面的工作需要。
　　1993年江泽民主席提出“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并说：“这种适应并不是要求宗教信徒放弃有神论的思想和宗教信仰，而是要求他们在政治上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的宗教制度和宗教教条，利用宗教教义，宗教教规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从此关于如何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命题，在基督教界有许多讨论。不少人看到，最根本的适应是思想上的适应，它包括加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也包括在神学上开展思考，调整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观念。
　　1998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三自名誉主席、全国基协名誉会长的丁光训主教提出基督教要进行神学思想建设，在是年11月举行的全国三自第六届、全国基协第四届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文件指出“要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应该发挥神学思想对于教会建设的指导作用”。从此，神学思想建设被列为基督教两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丁主教认为神学就是“教会在思考”，中国教会的神学思考应以与我国的现实处境碰撞为契机，对于从西方传来的、不适应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神学观点进行探索和更新。几乎在神学思想建设的决议通过的同时，《丁光训文集》也于1998年9月出版。丁主教在许多文章中就一些根本性的神学问题提出了很宝贵的、具有创造性、突破性的观点，对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他强调上帝的基本属性是爱；基督教以外也有真善美；应该尊重人的价值与社会向善的努力；对于《圣经》要注重启示的渐进性，不是从字句而是从其精意来汲取营养。丁主教的神学思想带动了基督教内神学教师及教牧人员的热烈讨论，也受到境外基督教领袖的赞誉。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总干事考比亚称赞他是“具有生命力的普世运动的先辈”。考比亚说“中国教会成功的秘诀就是坚持三自”。“教会没有扎根于中国土壤时，就如同瓦罐上的植物，福音无法扎根，三自是将这个瓦罐打碎，让福音真正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中国需要自己的本色化的神学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神学思想建设是一个很好的举措。”
　　我在1993年、2007年主编出版了两本《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第一卷1950－1992，第二卷1993-2006），在编写第二卷时较多地收集了丁主教代表性的文章，以及神学思想建设开展以后全国和各省市两会负责人的重要文章，着重说明“按照中国的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和时代处境，创建中国的神学，必然成为同工们的共同要求。”
　　2008年11月11日基督教全国两会举行神学思想建设十周年纪念大会，写出了“继续加强神学思想建设，努力办好中国教会——中国基督教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十年总结报告”。该文肯定神学思想建设十年来取得的主要成果，并在未来展望中特别提出“进一步推进神学思想建设要以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为归依”。文件指出：“三自运动是中国教会的宝贵经验和财富，它不但有其历史的、政治的意义，同样具有神学和教会的意义。这个独特的经验需要不断总结、提炼和提高，同时它的教会性使它需要神学的营养和滋润，这样才能使之成为办好中国教会的理论指针。同时也能成为普世教会灵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正是神学思想建设的任务。”
　　我认为要在21世纪继续按“三自原则”办好中国教会,在说明三自的性质和意义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丁主教所说的:“它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也有重大的神学或属灵意义。”三自的政治意义和神学意义两方面的强调都不可偏废。有人把三自爱国运动仅说成是政治性的，抹煞它在神学方面的意义，不足以说明“三自原则”有深厚的教义基础，不容易使广大信徒乐于接受；另有人把三自运动只说成是教会性的，回避它在爱国主义、独立自办方面的要求，甚至以某种教派性的理论为参数，只会使基督教陷入无休止的神学争论之中，不能团结广大信徒共同前进。
　　我相信随着我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奔向小康社会的前进步伐，中国的基督教一定会坚持在独立自主，爱国爱教，加强团结的三自原则指引下，继续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向着办好与祖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教会的方向迈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