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具有两重属性，即地方性与普世性。从教会的普世性看，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每一个教会都是连于元首基督的基督徒的团契与组织，每一个教会都是基督身上的肢体。这是教会之间彼此交流、互相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的重要神学基础。
　　中国教会有其特定的历史与处境，同样有其自我性、地方性，但它也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是普世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不能脱离普世教会而单独存在。关于中国教会与其他教会的合作与伙伴关系，我想从三个方面加以介绍，即中国教会与其他教会合作与伙伴关系的历史回顾、目前状况和未来展望。

　　一、历史回顾
　　了解中国教会的历史对于把握中国教会关于合作与伙伴关系的理解至关重要。所以，首先我简要介绍一下中国教会的历史背景。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曲折复杂，新教在中国的坎坷经历是与它进入中国的历史密切相关的。西方基督教新教各教派大批派遣传教士到中国来，是在两次鸦片战争(1840－1842，1856－860)之后。鸦片战争前，当时中国的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和禁教政策，中国处于自我封闭状态。但是，鸦片战争之后，国门被打开，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俄等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中包含着“保教条款”。 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教士开始到中国各地传教。西方新教各差会开始大量派遣传教士来华。有资料显示，鸦片战争前，来华差会组织不足10个，在华传教士仅约20人，到1858年，新教来华传教士有81人，到19世纪未，来华新教传教士超过1500人，代表着130多个新教差会组织。
　　非常不幸，由于在中国的传教运动与西方殖民扩张、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所以，中国人民在仇视“洋人”的同时，也仇视“洋教”。中国人把传教士也看作入侵者，因此自19世纪下叶至20世纪上叶，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一直遭到中国人的反对，特别是在19世纪下叶，有许多“教案”发生。所谓“教案”，指的是中国老百姓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资料统计显示，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发生的教案有400起。 教案之所以接连不断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本来基督教就不被中国人所接纳，而且一旦中国老百姓与教会发生冲突，由于外国势力的强权和干预，不管是非曲直，中国老百姓总是被判有罪并受处罚。这样就不断激化中国人民的仇教情绪，教案不断发生。规模最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深远的是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发起于北方，波及大半个中国，高举“扶清灭洋”旗帜。在义和团运动中，许多天主教、新教传教士和基督徒(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188人，教徒5000多人)被杀，全国约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捣毁，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教难”。
　　由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英、美、德、俄、法等八国联军对中国诉诸武力。他们攻占北京，烧、杀、淫、掠。清政府被迫签订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辛丑条约》，它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的极大屈辱。
　　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上层反帝爱国主义情绪日益加强。19世纪下叶，《辛丑条约》之前，主要是中国的老百姓不断与基督教发生冲突。《辛丑条约》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也都开始加入反对基督教的斗争，1922－1926年的“非基运动”就是一个说明。在“非基运动”中，全国许多有影响的党派、团体、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都展开了对基督教的批判。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基督教成为全体民众的众矢之的，陷入非常难堪和危机的境地。
　　自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后，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成为西方差会在全球最大的宣教区。西方差会在中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他们兴办学校(小学、中学、大学)、建立医院等，作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却一直不但不被广大中国人民接纳和认可，反而遭到激烈排斥和反对。为什么造成这种结果呢?许多西方差会和传教士撤离之后对此也进行了认真反思。
　　在历史上，当佛教传入中国时，也是一种外来宗教，但是佛教是以一种很和平的方式传入，并且非常尊重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因此没有遇到像对基督教这样的排斥和反对。现在，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佛教文化在中国也带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基督教传入中国之所以遭遇如此强烈的反对，主要原因在于它很不幸地与资本主义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联系在一起，它有意无意地借助于列强的霸权和武力，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蒙受巨大屈辱基础之上的。另外，基督教进入中国带着一种十分优越傲慢的姿态，他们不尊重中国文化，视中国文化为劣等文化，要用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征服和占领中国文化。他们并不知道，数千年来，中国文化从未被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征服过。正是这种盲目、无知的傲慢与优越感成为福音在中国有效传播的严重阻碍。这也使我们从中吸取教训，反思今天我们的教会如何在人群中做更美好的见证，如何更有效的传扬福音。
　　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中国也结束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遭受重大损失，很多传教士离开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抗日战争结束后，许多传教士又重新回来计划继续因战争而停止的事工。到1946年，国共两党内战开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1946－1949)，教会又陷入动荡不安的局势之中。
　　总体上讲，1950年以前，中国的教会(the churches of China)不能称为“中国教会”(the Chinese Church)，只能称为“在中国的教会”(the churches in China)，因为除了几个土生土长的教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外，其它都是外国差会所建立的教会。当时，130多个不同的国外差会组织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教会，他们把中国作为一个宣教区，所建立的教会不是独立的教会，而是附属于本国 “母会”的“子会”，通常以本国“母会”的名称来命名，如“美国圣公会教会”、“美南浸会”等。后来，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教会要求自立和本色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教会名称开始冠以“中华”字样，如“美国圣公会”改为“中华圣公会”等，但教会的本质没变，仍然由差会掌握和控制。
　　中国几个土生土长的教派(真耶稣教会、基督徒聚会处、耶稣家庭)自称是独立的教会，与其它教会基本上没有合作与伙伴关系。来华宣教的差会之间为开展某些事工的需要，进行了一些合作。如，成立于1916年的燕京大学，是由华北地区的几所教会大学即北京汇文大学、通州华北协和大学、北京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而成，由美国长老会、美以美会、卫理会，英国伦敦会等差会合办，由著名传教士、教育家司徒雷登任第一任校长。在医学方面，1906年2月，由英国伦敦会、美国公理会和美国长老会在北京联合建立了“协和医学堂”。在此基础上，于1921年发展成为知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文字出版方面，大英圣经公会、苏格兰圣经公会和美国圣经公会三家机构为了整合资源、加强圣经出版力量，适应基督教的合一潮流，于1921年提出联合。经过数年酝酿协商准备，终于于1937年5月在上海联合成立中华圣经公会。三家圣经公会联合后，中国的圣经出版由中华圣经公会包揽，更加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圣经出版事工。
　　1910年，在英国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提出“各差会单独活动而能够完成宣教使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号召各差会在传教区要协调行动，并倡导推动差会所建教会的本色化。 因着1910年爱丁堡会议的倡导，1922年5月在中国的各教会及教会团体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该组织虽然冠以“中华”字样，并且有中国人在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但它实际上仍由外国差会来掌握。“协进会”实际上是外国差会的一个顾问、协调机构，该机构的成立更有利于差会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事实证明，“协进会”成立后，有效地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
　　1950年之前，在中国的一些全国性教会组织也积极参加一些普世教会活动及国际性会议，如1948年“世基联”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第一次大会时，“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华圣公会”、“中华基督教会”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并且赵紫宸博士(T．C．Chao)作为中国教会的代表，当选为大会六主席之一。

　　二、目前状况
　　1950年以前，总体上讲，中国的教会不是一个独立的教会。西方差会把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宣教区，所建立的教会都属于各自的差会，经济上由差会提供，人事上由差会来掌握。中国教会真正成为由中国基督徒自己来办的独立自主的教会是1950年之后通过三自爱国运动实现的。1950年之前，有些中国基督徒也倡导过中国教会的自立与本色化，但当时中国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教会也在外国差会的控制下，中国教会很难完全自立。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1950年，吴耀宗等老一辈教会领袖发起了三自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运动中。另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等一些国家介入战争，中国开始抗美援朝，美国和中国先后冻结了对方在自己国家的所有资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纷纷撤离中国，这也促进了三自运动的发展与成功。1954年，中国基督教(新教)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至此，中国教会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由中国基督徒自办的教会。
　　随着西方传教士的离开，教会不再有来自差会的经济支持，中国教会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处境之中，教会人数也在不断减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同宗派的信徒开始在一起聚会，这样就开始了联合礼拜。从此，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中国教会成为后宗派时期的教会。
　　20世纪60年代，作为后宗派时期的中国教会刚刚开始发展，却遇到了国家“左”的思想的冲击，尤其是1966－1976年的 “文革”期间，国家处于严重混乱状态。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批判，所有宗教也被作为封建迷信受到严厉批判。宗教活动场所包括教堂被迫停止一切活动，神学院校被迫关闭，中国教会处在“死荫的幽谷”之中，与海外教会没有任何联系，更谈不上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
　　“文革”之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宗教政策重新贯彻落实。1979年礼拜堂开始重新开放，教牧人员回到教会，神学院校恢复招生。80年代，是中国教会重新恢复时期，90年代，是迅速发展时期。据统计，平均每两天就有三个礼拜堂恢复或新建。中国教会重新与海外教会建立联系并开始友好往来。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由于“世基联”发表声明支持美国，所以当时参加“世基联”的几个中国教会组织，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中国圣公会”等退出“世基联”，作为六主席之一的中国教会代表赵紫宸博士(T．C．Chao)也辞去主席职务。1991年，当“世基联”在堪培拉举行第七届大会时，中国基协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当时中国基协会长丁光训主教、沈以藩主教和韩文藻博士代表中国教会参加了大会，并且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1998年12月， “世基联”在津巴布韦的哈拉雷举行第八届大会时，中国基协正式成为“世基联”的成员，自50年代初，经历将近半个世纪后，中国教会重新回到“世基联”这个大家庭。自80年代至今，中国教会与各国不同宗派的教会及教会机构保持着非常频繁的友好交往。
　　自教会重新开放至今，海外教会给中国教会以支持和帮助，中国教会与海外教会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项事工方面。
　　1、神学院校师资及教会领袖培训
　　由于教会的迅速发展，信徒人数增长很快。教会迫切需要大批传道人和教会领袖。要培养传道人，就要办好神学院校，中国教会现有18所神学院校。神学院校要办好，又缺乏师资力量。在过去几十年中，海外许多教会机构，如美国基督教联合会(NCCUSA)、美国福音信义会(ELCA)、新加坡基督教协会(NCCS)、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及英、美、加、瑞士、德、新加坡、韩国等国的一些神学院校，如美国的GTU、普林斯顿神学院、富勒神学院、瑞士柏赛国际学院、新加坡三一神学院，香港的信义宗神学院、中神等，与中国基督教两会合作，对中国教会神学院校教师及教会领袖的培训给以很大支持和帮助，我们非常感激。到目前为止，中国基督教两会已选送80多位神学院校教师和教会领袖到海外这些不同的学校进修。仅新加坡三一神学院就为中国教会培训过30多位教牧同工。这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经过培训的神学院校教师和教牧同工大部分都在各自的神学院校和教会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我们选送人员到海外进修，另一方面，针对中国神学院校师资力量不足的状况，我们也从海外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我们的学校教课。在神学教育方面，这也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方式。
　　2、圣经印刷与文字出版
　　由于在“文革”期间，《圣经》都被没收、焚烧了，教会重新开放后，信徒都需要《圣经》，所以印刷圣经成为最重要的事工之一。联合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香港圣经公会等机构通过捐助圣经纸张费用等方式对中国教会的圣经印刷给以大力支持。现在，中国教会每年印刷300万册左右圣经，通过全国多个销售中心供给所有信徒。到2008年底，中国基督教两会已印刷发行圣经5000多万册，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的圣经。
　　在香港圣经公会、香港其它教会及组织、美国圣经公会、美国其它教会及组织、联合圣经公会、德国圣经公会、德国信义会(EKD)等组织的支持与协助下，中国基督教两会于2004、2006、2007年，先后在香港、美国、德国成功举办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通过此项事工，与海外朋友分享和见证上帝在中国的作为。
　　海外一些教会组织非常支持中国教会的文字出版事工，如1995年美国国际路德平信徒联盟(ILLL)捐资100万美元帮助基督教全国两会建立爱基印刷厂，有力促进了中国教会的文字出版工作。
　　3、神学院校、培训中心和教堂的建设
　　80年代，神学院校开始恢复时，为了早一点培养人才，各院校都是在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开始招生的。到90年代，根据教会发展的需要，在18所学校中，大部分神学院校都开始修建新校舍。另外，在中国广大农村教会中，由于受过正式神学教育的教牧人员缺乏，牧养教会、管理教会的责任主要由义工担当，而义工没有受过正规的神学训练，因此对义工的培训是中国教会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90年代后，各省至少都建立一所义工培训中心。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拿打素基金会、圣公会香港教省、美国长老会、韩国基督教监理会等许多海外教会组织通过中国基督教两会对中国教会神学院校的建设及各省义工培训中心的建设给予很大帮助和支持。另外，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香港福音证主协会等一些海外教会组织对神学院校图书馆及培训中心的图书资料充实方面也给以很多援助。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由于教会的快速发展，信徒人数增长很迅速，所以，全国各地教会都在不断建造新的礼拜堂。虽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农村地区，信徒建造一所新礼拜堂仍然很困难，海外许多基督徒个人和教会对中国教会的建堂事工也给以很多的援助。
　　4、社会服务事工
　　教会刚恢复之时，许多迫切工作需要做，顾不上社会服务事工。随着教会的发展，社会服务工作逐渐提上日程。起初，由于信仰观念的问题，有些人不愿意教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特别在基层教会中，不少人只注重个人信仰、个人属灵生命，不关心他人及社会。随着神学思想建设的开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基督徒不能只关心个人信仰，也要关心他人和社会，基督徒要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教会在社会中要成为金灯台，教会的社会服务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基督教全国两会积极倡导和带领全国各地教会开展社会服务工作，服务人群。海外许多教会及教会组织，如中华基督教会香港区会、美国长老会等多个国家的几十个教会组织与中国基督教两会合作，协助和支持中国教会的社会服务事工。到目前为止，中国基督教两会已经与全国各地教会共同开展700多个社会服务项目，如协助各地举办410多家老人院及居家老人服务中心，在青岛、浙江、大连等地协助建立自闭症儿童疗育中心，帮助基层教会设立医疗诊所及配备农村巡回医疗义诊车，举行艾滋病预防知识培训，帮助失学学生及贫困地区的学校建设，通过残联组织向残疾人赠送轮椅等。这些服务事工在社会上都成为美好的见证。
　　5、赈灾
　　自然灾害是不可避免的。教会积极参与赈灾工作符合圣经的教训，体现着基督的怜悯与慈爱。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还是2008年初中国南方大范围的冰冻雪灾又或是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中国教会都积极投入抗灾救灾工作。特别是5·12四川大地震发生后，世界上许多教会及教会组织如“撒玛利亚救援会”、“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韩国基督教监理会”等，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通过中国基督教两会向灾区人民提供帮助，受到灾区政府和人民的赞誉。当然，当其它国家发生大的灾害时，如印度洋海啸，中国教会也会通过有关的教会组织力所能及的给以援助。

　　三、未来展望
　　通过回顾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们看到，合作与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教会之间的，非独立自主的教会之间是谈不上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的。过去，差会在中国建立的教会就是一个例子。
　　通过三自运动，中国的教会成为独立自主的教会，中国教会非常珍惜这种独立与自主。因为这种独立与自主，中国教会不再被中国人民视为洋教，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形象以及人们对它的观念。在过去，由于基督教被视为洋教，由于教会被中国人视为与外国入侵者一样，中国的教会，包括外国差会和传教士曾付出巨大代价。今天，中国基督徒一直在努力使中国基督教真正成为中国基督徒自办的事业，使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融合，使中国教会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使基督教成为一个中国人更容易接受的基督教。这对福音在中国的广传和教会在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原则，三自原则不包括自我孤立。作为普世教会大家庭中的一员，中国教会愿意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与其他教会友好往来。现在，中国教会与世界上各个宗派的许多教会保持着密切关系。据统计，基督教全国两会每年平均接待海外教会团队60多个，共计600多人。中国教会也愿意在坦诚、合法、互利的基础上与其他教会建立合作与伙伴关系。事实上，中国教会与一些教会及教会相关的组织已经建立并保持着比较好的合作与伙伴关系，如基督教全国两会与联合圣经公会、与三一神学院等。
　　这些年中，我们也发现，有些教会和组织在中国做了一些对中国教会不利的事情，有些组织派传教士到中国秘密传教，有的还搞地下培训，建立地下神学院。这些做法违反中国法律和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这样做，不但对他们自己不利，也会影响到中国教会。有些人在中国传教建立自己宗派的教会，有的人以金钱为基础支持一些中国信徒归入自己的宗派信仰，鼓励宗派恢复。这样就破坏了中国教会的合一。有些人对中国教会的情况进行不客观的宣传，造成人们对中国教会不正确的理解，如有人说中国没有圣经，或说中国教会印刷的圣经不是66卷，是不全备的圣经，所以就募捐向中国偷运圣经。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基督教两会每年印刷发行圣经300多万册，现在已经印刷5000多万册，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圣经印刷发行量最多的国家。一些偷运的圣经被中国海关查封或销毁，这是一种很大的资源浪费，这样做也触犯中国政府的有关规定，对中国教会造成不好影响。
　　现在，中国教会仍然在迅速发展之中。随着教会的迅速发展，我们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与挑战，如教会仍然缺乏教牧人员，如何进一步办好神学教育，如何进一步搞好义工培训，如何培养中国教会开展各方面事工所需要的各种人才；社会服务也是中国教会需要进一步做好的一项重要事工等等。我们希望，通过与其他教会的合作更有利于促进中国教会以上各项事工的开展，也希望与其他国家的教会有更多理论研究、神学思考及文化等更深层面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教会能够了解中国的国情和教会的处境，希望教会之间在互相充分理解与磋商的基础上，以更合适的方式建立更有效的合作与伙伴关系，以促进彼此教会的发展和福音在各自处境中的广传，完成主耶稣基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愿主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主坚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