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从欧美传来，当时大多数教会在经济、人事方面都受制于外国差会，实际上是外国教会的附庸。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基督教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完全摆脱外国差会的控制，走独立自主之路，在国外引起很大震动。外国基督教内反华势力借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为由，大肆散布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信徒受迫害的谣言，使许多外国善良的信徒受蒙蔽，对中国和中国教会产生很多疑虑。“文化大革命”对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摧残, 包括对宗教的致命打击，更加剧了这方面的负面影响。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中国基督教也获得与国外教会平等交往的机会。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丁光训主教和已故原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韩文藻博士等一向非常重视开展对外交往. 除了邀请各国教会人士来华访问外，我国基督教领导人也纷纷出访, 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广交朋友，解惑释疑，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以下选择几个方面作一简单回顾。

　　宗教信仰自由事实的震撼
　　1979年，改革开放伊始，丁光训主教就率领了一个基督教代表团去美国参加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会议期间，恰逢9月2日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尽管从全国范围来说，沐恩堂不是文革后第一个恢复活动的教堂，但由于上海是知名大城市，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经传出，中国已经重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事实立刻在会议上引起轰动。
　　在基督教的对外交往中，一向重视让事实说话。我们的经验是：凡是来中国访问过教会，参加过礼拜的外国人士，对于我国教会的活力，信众的虔诚气氛无不大受感动，使一些“中国教会受迫害”的谣言不攻自破。像美国圣公会纽约主教希思克原来对中国毫无印象，访华回去后，见人便说中国教会如何兴旺，如何值得美国教会学习。
　　2004年经中央人民政府与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协商，九江路219号大楼成了我们全国两会的新会所，圣三一大教堂经过修缮将重新开放使用. 外国教会领袖称赞中国政府对宗教事业的重视与支持，有的甚至羡慕地说“我们在国外还没有这么好的办公条件”！
　　基督教教会领袖不仅向国外介绍政府落实宗教政策的事实，也谈到我们对于协助政府贯彻政策的努力。如1978年《宪法》内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只提有“宣传无神论的自由”，不提有“宣传有神论的自由”。1980年，全国人大、政协内的基督教人士丁光训、刘良模、罗冠宗与佛教人士赵朴初等联名提出修改的提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得到采纳。
　　在过去的30年内，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认识愈趋客观和理性化，摈弃了文革前许多学者简单地、教条地把宗教视作“鸦片”的论断，而是实事求是地承认宗教具有长期性、群众性和特殊的复杂性。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文件和党章，明确指出要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发挥宗教信徒为构建和谐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基督教领袖们在对外交往中，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理解，帮助外国友人认识到党和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长期的、合理的、有其理论依据的，大大增加了外国朋友对我国政府制订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的可信度。

　　尊重中国教会的独立自主
　　针对外国基督教界对于中国教会开展“三自爱国运动”的疑惑和误解，我国教会领袖在对外交往中强调：中国在近代史中因外国侵略所遭受的屈辱，以及基督教传教事业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外国基督教内的有识之士认识中国教会必须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使基督教植根于中国土壤，中国教会才有前途，才能对普世教会作出贡献。
　　丁光训主教在80年代出访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英国等许多国家，他在日本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演讲中提到：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是“保卫自己的民族领土，使民族的文化、语言、经济不受强权践踏”。他还说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实践像有两个中心的椭圆，是两个C，即基督(Christ)和中国(China)”，明确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立场。
　　由于向外国友人说明了中国教会实行三自的必要性，这个原则得到不少外国教会领袖的支持。如已故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伦西博士于1982年就公开表示“每个国家的教会应当用自己的语言来赞美基督，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吸取营养。十六世纪英国改教运动坚持本国教会的独立和自治，成立圣公会，所搞的正是三自运动。”
　　上世纪80年代初，外国有些主流教会如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等纷纷通过同中国关系的声明或决议，承认“传教运动和帝国主义的历史性联系损害了它对基督的见证”，认为“要尊重三自的原则”，“海外基督徒不要企图再恢复旧时代的传教事业。英国传教士裴大卫写了《基督教传教运动和上帝的审判》一书，认为西方应该反思近代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失败。
　　中国基督教于2000年为庆祝三自运动50周年所作的总结中明确,应该根据外国传教士在历史中的作为而有所区别。2006年，全国两会举行“传教运动与中国教会”研讨会，重申殖民主义利用传教运动是历史事实。我们肯定有些传教士做过对中西文化交流、对圣经翻译、对教育事业有益的事，但这些并不能否定传教运动与西方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中国教会走独立自主之路是符合《宪法》规定的，也是必须坚持的。
　　中国的基督教在1958年实行了“联合礼拜”，进入“后宗派”时期，在教会合一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1988年中国基督教协会成为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简称世基联）的正式会员。2007年其现任总干事考比亚来华访问时，高度赞扬中国教会所走的后宗派道路。他说“中国教会有许多成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们已达到了其他国家还没有达到的独立自主的境界。”他还说“教会没有扎根于本国土壤时，就如同瓦罐里的植物，福音无法扎根。三自是将这个瓦罐打破，让福音真正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之中。如果没有中国教会的参与，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和世基联将不是一个完整的团契。作为走宗派后道路的中国教会，你们开创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他还赞誉丁光训主教是有生命力的教会普世运动的先辈。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境外大受欢迎
　　圣经是基督教的主要经典，文革期间作为“四旧”被销毁，损失殆尽。拨乱反正以后，基督教全国两会首要的任务就是重印圣经。这件事也曾经在境外被反华势力大做文章。他们先是说中国政府不会允许重印圣经。1980年圣经开始印出，他们造谣说“中国印的圣经不全，缺少两卷(指旧约《但以理书》和新约《启示录》)。这个谣言破产后，他们又以当时为赶时间，印出的圣经是照相繁体字版为由，说中国的圣经不用简体字，是为了不让青年人看懂”等等。有一个时期他们还在外国募巨款“偷运圣经”，既藉此获利，又可进行“中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反面宣传。事实是：基督教全国两会自1980年至1986年已在上海、福州、南京三地印出了300万本圣经，1987年在南京建立了爱德印刷厂（后名爱德印刷公司），以印刷圣经为首要任务。自1980年至2007年，基督教全国两会共出版了4500万本圣经，不仅大量是简体字版，还有中英文双语、少数民族文字、盲文等各种版本, 2008年还为北京奥运会印制了特殊的奥运会版新约圣经，这些事实本身就是中国基督徒享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有力证明。
　　2004年8月基督教全国两会在香港会展中心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展览会以大量版面及实物主要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圣经出版工作的情况，也从这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根据美国友人的建议，2006年4月至6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纽约三地进行巡展。通过展览会以及同时举行的约40场研讨会、演讲会、音乐会、座谈会等活动，接触群众3万人以上。许多观众、听众都反映“我们看到了中国教会的真相”，“我们听到了前所未闻的事实”，留言簿上好评如潮，报纸媒体上也有大量正面报道，连那些标榜反华的团体，也难以施展攻击的伎俩。应德国教会邀请，2007年6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又在德国科隆、巴伐利亚两地举行. 科隆当时正举行有10万人参加的“德国教会日”，巴伐利亚则是保持较久的展览活动。
　　以上前后共举行了6次展览会，由于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上日渐受关注的大局，展览的主题适合外国基督徒的需要，展览的事实具有雄辩说服力，展览会的布置注重中国元素，大大拉近了观众对中国教会以至中国文化的距离，取得极大成功。美国其他地区以及其他国家的教会仍在继续发出邀请，希望“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继续扩大展出。

　　与外国宗教领袖建立友谊
　　在过去的30年内，基督教全国两会与不少世界性的教会团体，北美、欧洲、亚洲、大洋洲、非洲数十个国家及及港澳台地区的教会及教会组织都有交往，与不少外国知名的宗教领袖保持友好关系。包括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三任总干事，英国坎特伯雷三任大主教，亚洲新加坡、韩国、日本的教会领袖、神学院负责人都曾经频繁访华，与中国教会关系密切。
　　例如，在全世界以推进圣经出版为己任的“联合圣经公会”负责人，于上个世纪80年代便与丁光训主教、韩文藻博士商议，根据我国教会的需要进行资助，在南京建立了技术先进的爱德印刷厂,大大提高了圣经出版的速度，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印刷圣经最多的国家之一。
　　在新加坡、欧美、香港的神学院和教会领袖曾经大力支持我国教会送出数十名留学生。其中不少己经学成归来，并担任了重要职务。
　　在筹备“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展出的过程中，美国福音派领袖葛培理夫妇及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就给了我们实质性支持。
　　葛培理不仅在美国基督教界享有盛誉，对美国政界也有很大影响。不论共和党、民主党总统上台，他都是白宫的上宾，或在总统就任时担任祈祷。葛培理的妻子露丝出生于中国淮阴，葛培理夫妇曾于1988年来访，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也曾经会见他。2005年我和我的同事为筹备展览会专程去拜访他，他立刻表示支持，露丝担任了“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的最高荣誉顾问。现在葛培理的长子葛福临已担任“葛培理布道会”总裁。他应中国国家宗教局、中国国际友好联谊会、中国基督教两会邀请于2008年来访时，明确表示支持北京奥运会，并说将转告布什总统，美国不能做支持达赖和抵制北京奥运会的事。他在华期间恰逢汶川大地震。在与基督教全国两会座谈时，不仅当场以“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名义捐款100万元人民币救灾，后来还租用波音747专机，把价值100万美元的救灾物资直接运送到四川灾区。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卸任总统后热心从事推进世界和平、社会救助等事业。当我2005年为“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去访问他时，他表示完全支持。2006年“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亚特兰大开幕时，他以最高荣誉顾问的身份亲临开幕式剪彩，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追述他与邓小平1979年见面时，关于中国基督教前景的私下谈话。邓小平告诉他，教堂在中国即将开放，圣经重新出版，但美国传教士不能再回来，因中国已有“三自爱国运动”，中国人自己把教会办得很好。卡特对于中国政府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实表示欣慰，他把中国教会重印圣经称为“转变世界基督教历史的重大事件”。2008年，他还亲自接待了以高峰会长为团长的我国中青年宗教领袖代表团。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美国展出时，担任顾问的人士达60余人。在展出的三地，美国教会领袖自行组织支援委员会，分工合作。有的制作、分发宣传品；有的免费提供展览场地；有的组织义工来进行服务。通过这些合作，大大加深了中国教会和美国教会之间的情谊。
　　在德国展览时，有关的德国教会组织还邀请我国中青年牧师代表团访问当地的教会，开展对话，增进友情。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友好交往，2008年当支持达赖喇嘛的少数西藏僧人制造暴乱，德国有些人掀起攻击我国的言论时，德国新教差传联盟发表声明，以他们与中国教会长期交流的经验为依据，警告那些利用“西藏事件”为借口的行为，指出他们实质的目的是激起公众公开或隐秘地对中国经济增长和政治力量的一种愤恨。
　　我国基督教领袖还曾与其他宗教领袖一起参加维护世界和平的活动，如2000年联合国“宗教与精神领袖和平千年大会”，以及历次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亚洲世界和平大会等。在这些会议上，中国的宗教界都显示了以宗教信仰为依据，热爱和平，促进各国宗教界友好交往的决心。
　　以上种种活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才得以进行的。是国家的改革开放，使基督教界也能投身于对外交往的洪流中，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直至今日，在国外基督教界仍有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和走三自道路的中国教会的力量，有的以扩大“传教”的方式散布西方政治理念;有的以“合作”的形式通过经济资助企图控制中国教会。为此，中国教会明确制订了合作必须是“合法，公开，坦诚，不附带条件”的原则。
　　在已经变成“地球村”的开放形势下，我们深深认识到，闭关是行不通的。面对外国反华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的策略与行动，我们不是要停止对外交往，相反地，必须加强开展积极的对外交往。只有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教会所作的努力，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国教会的朋友，他们才不致受反华势力的驱使，或不自觉地涉足破坏活动。
　　基督教是世界性的宗教，我们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国际大舞台上继续为宣传祖国的发展与进步，促进教会之间的友好合作，培育世界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不懈努力。